如何面對困境

小蕙：

你來信命我談談對人生“逆境”所持的態度，這就迫使我不得不回顧自己匆匆活到四十七歲的半截人生。結果，我竟沒把握判斷，自己是否真的遭遇過什么所謂人生的“逆境”？

我曾不止一次被請到大學去，對大學生談“人生”，仿佛我是一位相當有資格大談此命題的作家。而我總是一再地推托，聲明我的人生至今為止，實在是平淡得很，平常得很，既無浪漫，也無苦難，更無任何傳奇色彩。對方卻往往會說，你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經歷過“文革”，經歷過“上山下鄉”，怎可說沒什么談的呢？其實這是幾乎整整一代人的大致相同的人生經歷，個體的我，擺放在總體中看，真是絲毫也不足為奇的。

比如我小的時候家里很窮，從懂事起至下鄉為止，沒穿過幾次新衣服。小學六年，年年是“免費生”。初中三年，每個學期都享受二級“助學金”。初三了，自尊心很強了，卻常從收破爛的鄰居的破爛筐里翻找鞋穿，哪怕顏色不同，樣式不同，都是左腳鞋或都是右腳鞋，在買不起鞋穿的無奈情況下，也就只好胡亂穿了去上學……

有時我自己回想起來，以為便是“逆境”了。后來我推翻了自己的以為，因在當年，我周圍皆是一片貧困。

倘說貧困毫無疑問是一種人生“逆境”，那么我倒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我對貧困，自小便有一種積極主動的、努力使自己和家人在貧困之中也盡量生活得好一點兒的本能。我小學五六年級就開始粉刷房屋了。初中的我，已不但是一個出色的粉刷工，而且是一個很棒的泥瓦匠了。爐子、火墻、火炕，都是我率領著弟弟們每年拆了砌，砌了拆，越砌越好。沒有磚，就推著小車到建筑工地去撿碎磚。我家住的，在“大躍進”年代由臨時女工們幾天內突擊蓋起來的房子，幸虧有我當年從里到外地一年多次的維修，才一年年仍可住下去。我家幾乎每年粉刷一次，甚至兩次，而且要噴出花兒或圖案，你知道一種水紋式的墻圍圖案如何產生嗎？說來簡單——將石灰漿兌好了顏色，再將一條抹布擰成麻花狀，沾了石灰漿往墻上依序列滾動，那是我當年的發明。每次，雙手被石灰漿所燒，幾個月后方能蛻盡皮。在哈爾濱那一條當年極臟的小街上，在我們那個大雜院里，我家門上，卻常貼著“衛生紅旗”。每年春節，同院兒的大人孩子，都羨慕我家屋子粉刷得那么白，有那么不可思議的圖案。那不是歡樂是什么呢？不是幸福感又是什么呢？

下鄉后，我從未產生跑回城里的念頭。跑回城里又怎樣呢？沒工作，讓父母和弟弟妹妹也替自己發愁嗎？自從我當上了小學教師，我曾想，如果我將來落戶了，我家的小泥房是蓋在村東頭還是村西頭呢？哪一個女知青愿意愛我這個全沒了返城門路打算落戶于北大荒的窮家小子呢？如果連不漂亮的女知青竟也沒有肯做我妻子的，那么就讓我去追求一個當地人的女兒吧！

面對所謂命運，我從少年時起，就是一個極冷靜的現實主義者。我對人生的憧憬，目標從來定得很近很近，很低很低，很現實很現實。想象有時也是愛想象的，但那也只不過是一種早期的精神上的“創作活動”，一扭頭就會面對現實，做好自己在現實中首先該做好的事，哪怕是在別人看來乏味不值得認真對待的事。

后來我調到了團宣傳股。這是我人生中的次“上升階段”。再后來我又被從團機關“精簡”了，實際上是一種懲罰，因為我對某些團首長缺乏敬意，還因為我同情一個在看病期間跑回城市探家的知青。于是我被貶到木材加工廠抬大木。

那是一次從“上升階段”的直接“淪落”，連原先的小學教師都當不成了，于是似乎真的體會到了身處“逆境”的滋味兒，于是也就只有咬緊牙關忍。如今想來，那似乎也不能算是“逆境”，因為在我之前，許多男知青，已然在木材廠抬著木頭了，抬了好幾年了。別的知青抬得，我為什么抬不得？為什么我抬了，就一定是“逆境”呢？

后來我被推薦上了大學。我的人生不但又“上升”了，而且“飛躍”了，成了幾十萬知青中的幸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