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根辰雄是東京某大學的法制史教師，同時也在另外兩所大學講學。

山根之所以對東洋史十分關心，當然是因為日本的古代法制與中國的古代制度有著密切關系。也因為這樣，法制史學者大都精通東洋史。

其他學者幾乎都從漢語典籍展開研究，山根的研究視角則略有不同。他關注的是外國的東洋研究。正如學術世界的其他領域，如果只進行常規研究，只會被埋沒在先行研究之下，無法引來關注。換言之，瞄準盲點會產生更大效果。但山根的情況可以說是：由于略微偏離常規，因此有趣得多。外國的東洋研究文獻中，當屬與中國領土接壤的蘇聯的研究書籍最有特色。英法兩國也有許多東洋史書，但就特殊性而言，盡管總體“相對落后”，還是俄羅斯帝國時代的文獻尤為突出。眾所周知，《漢書》和《魏志》中出現的“西域”匈奴、烏孫、康居、大宛、奄蔡等國都位于現在的中國西北和蘇聯境內，這一地緣傳統經常出現在十九世紀俄國的東洋研究中。

山根早在五六年前便頻繁光顧舊書店，四處搜羅俄國的東洋研究書籍，但是這類書籍數量非常少。因為英、法語書籍尚且有人能翻看，俄語書籍就很少進入日本了。山根自身因為父親曾在外務省擔任俄語翻譯，在接受父親教導的同時也展開了自學，因此能夠讀寫俄語。就連俄國的東洋研究，也是他看過父親從外務省帶回來的無用書籍資料后產生了興趣。

山根時常到橫濱或神戶這類地方去搜羅舊書，但在東京發現了印有“FUKURA”藏書印的書，后來也不時能遇到。那個藏書印就像把西方藏書票做成了日本式的木版印，橢圓形的外框中刻有羅馬字，裝飾物只有上下兩處空位的星紋。由于橢圓形的線條和中間的文字都歪歪扭扭，還存在斷裂之處，故一眼就能看出這是外行人的手刻章。不過，這種稚拙倒也散發著奇妙的雅趣。朱印的顏色并不算舊?！癋UKURA”這個姓氏有點罕見，是否應寫作福浦或福良呢？

蓋有藏書印的俄國東洋研究書籍主要有俄羅斯帝國考古學協會東洋支部刊物、俄羅斯帝國學士院報、東洋學論叢、莫斯科地理學協會刊物，同時他還找到了《喀山市定居異教徒志》《第一次中亞旅行記：從伊寧翻越天山前往羅布泊》《第四次中亞旅行記：從恰克圖行至黃河水源，穿越西藏北境》這種探險紀實。而且出版時間都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二年。

遺憾的是，這些書不夠集中。這并不是指這些書散落在各個不同的舊書店里，而是原來的藏書人顯然沒有成套收集到這些書。山根在收集印有“FUKURA”藏書印的書過程中，漸漸對這個人產生了好奇。他把自己的好奇心與森鷗外創作《澀江抽齋》的動機進行了比較。森鷗外在收集武鑒的過程中，不時碰到弘前醫官澀江藏書記這個朱印，便對不曾相識的抽齋產生了好奇。山根雖然不是小說家，但同樣對這位前人同好產生了親近感。
于是，山根決定去神田那家擁有最多“FUKURA”舊藏書（雖然也只是十本左右）的外國圖書舊書店“海辭堂”，找老板詢問書的來歷。

老板說，“FUKURA”這個姓氏寫作“深良”，住在港區南麻布五丁目一座大房子里?？墒?，這些書的所有人已經去世了，所以家人才會將他的藏書整理變賣，只可惜都是俄語，不怎么賣得出去。于是，老板便把書分給了專門出售東洋史著作的同行，然而書在他們那里也只能夾在漢語典籍中蒙灰。如此一來，山根總算明白自己為何會從各處的舊書店買到那么兩三本“FUKURA”藏書了。